我者與他者──醫療專業民族主義（葉明叡）

        近日由於健保署實施DRG第二階段於7月1日導入的政策，大眾對於DRG及現行健保制度的各種討論再起，醫界發出強烈抗議聲浪，最終以17項DRG暫緩、其餘依原計畫實施作結。每每遭逢健保政策異動時，我都會觀察到一種現象，也就是許多醫療專業的朋友(尤其以醫師為主)在思考中習於將自己與「醫界」緊密結合在一起、視為共同體，從而將精力與抗爭的對象移轉到專業外部的政策利害關係人身上，卻忽略了在醫療領域中實際的支配關係，真的是為此很感到惋惜。

        這個境況讓我聯想到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對民族主義的界定：「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成員並不認識每一個其他成員，但他們假定在民族邊界內的其他成員與自己有共享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之中，得以成功專業化的團體似乎可以與此「共同體」進行某種類比。首先，專業透過對於知識及實作的壟斷確保了利益範圍，也透過教育、培訓、實作中的傳承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特有語言和文化。雖然同為專業中人互不認識，他們在初次見面、合作之時，可以透過檢驗預設而確認彼此之身分。專業亦如民族一般，具有非自主性及排他性，若沒有通過特定教育培訓以及身分鑑定過程的認可，任何人不可以自主加入某專業，而非專業人士也對於被認定為專業內部之事務無可置喙。在專業之中，「專業體」本身具有政治合法性，是唯一握有專業主權者。誠然，專業邊界定義所涉及的權力和利益是相當真實的，而不若民族邊界有較強的想像成分，但專業的認同感實際上也是強化了專業邊界、「我者」與「他者」的區分。

        然而，專業化所面臨的危險，也和民族國家可能遭遇到的危險相近，當民族認同與個人自由失去平衡時，民族的代表壟斷了發言權，有權力詮釋、定義什麼是民族文化、價值、利益的內涵，進而消滅了內部不同意見，導向激進愛國主義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多年以來就是走在這個路子上)，使得個別成員看不到實際面臨到的階級剝削問題。

        我的觀察是，在台灣的醫療專業目前正遭遇到相似的困境。醫療專業受困於某種「專業民族主義」，代表專業的各醫學會掌握了對外的主要發言和協商權力，但原班人馬同時也代表了醫療領域中資產階級或壟斷階級的利益，於是他們得以運用專業民族的動員力、號召力，去支撐自己的階級利益，專業內部縱有不同意見者，儘管給予打壓、滅音或加以流放。因此，如果這個專業民族的想像沒有被破除、醫療勞動的關係沒有被看見，健保DRG政策也好、急診擁塞也好，台灣醫療體系的問題難以真正解決。

  

※原文出處：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