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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醫生是否適合治療自己的家人？Should Doctors Treat Family Members?


原文：https://www.thehastingscenter.org/ by Mary Click
譯者：張馨云（成大醫院一般科住院醫師）



當家族成員中有名醫生，家人往往能享有隨之而來的優待：憑私人交情換得一位難求的看診機會、相對優渥的經濟能力與可能的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能深入了解治療計畫、照護系統的資源與專業能力。然而，危機來臨之際，醫生在家族中扮演的角色時常與其專業的身份衝突。


「這真讓人印象深刻，」放射科技師向David Alfandre醫師說道，這時他們正一同看著Alfrandre兒子的胸部Ｘ光片，疑似是肺炎的病灶在黑色底片中呈現不透光的白色塊狀。放射科技師饒富興味的口吻，像是他與 Alfrandre 一起共事—在技師眼中，Alfrandre與那些焦慮煩憂的父親不同，Alfrandre就是一位醫師，而他正以平日同儕間互動的方式與之對話。沒多久，Alfrandre也體認到自己的專業身份與為人父母的角色背道而馳，「這時候，我只想當我兒子的父親，並且希望醫生能把我當作不具備醫療專業的一般民眾，向我仔細解釋每件事。」他戴上「刻意無知」的面具，褪去專業術語與醫療人員的外衣，只為了能被一視同仁看待，得到所有病人與家屬都理應獲得的「病情解釋、衛教、與情感支持」。




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已在醫學倫理規章中指出 (Code of Medical Ethics Opinion 1.2.1 )：醫生不應該治療自己的家人；然而，上述該系列的文章也透露出現實中幽微的難題。在某些情境裡，醫生身兼家族成員的主要照顧者；另外某些狀況，醫生則可能屏棄自己的專業身份，全然投入家屬的角色。而多數的故事情節中，醫生的身份介於醫療照護者與家屬兩者之間，是一個五花八門的綜合體：諮詢對象、翻譯者、口譯員、接待員、決策者。

Jessica Turnbull醫師發現自己不可能完全放棄醫生或家屬之中任何一個角色。當她摯愛的叔叔因喉癌纏身而病危之際，她並不願逾越界線給予過多干涉，但她希望能確保親愛的家人已準備好面對一切可能的後果。Turnbull也發現，她幾乎不知道該從何著手，「我該用嬸嬸作為傳聲筒，好讓叔叔的主治醫師知道我的建議嗎？或者，我也該考慮自己打電話給主治醫師，盡量保持專業客觀的態度告訴他，我認為現階段引入緩和醫療，也許是明智之舉？」


Turnbull發覺自己的身份就像踩在兩條船上，一邊是姪女，一邊是醫生，而她難以兼顧兩個角色。叔叔過世時，Turnbell後悔並哀慟於眼前的兩條未竟之路：一是她對於肩負家人醫療照護一責的遲疑與自覺不足；二是，她也並未以單純作為家人的身份，陪伴至親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Joseph J. Fins醫師處理過上千例醫學倫理相關諮詢，但他最終也要面對自己的選擇。他年屆九十三歲的父親曾一度心跳停止，在心肺復甦術後重新活了過來，而這般奇蹟，Fins在自己的行醫生涯鮮少經歷，尤其不曾在老年人身上。父親一向健朗，直到醫師診斷出他有腹主動脈瘤。Fins與手足們鼓勵他接受手術，而在前往醫院的救護車上，父親的心跳驟然停止。


父親奇蹟般地起死回生後，身為海斯汀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 註1） 研究員與理事會成員的Fins，必須為父親的後續照護做出決定。他該捨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DNR）的宗旨，讓父親在身體虛弱的狀況下接受心血管手術嗎？父親本來就希望能順其自然，不再大動干戈進行手術。但另一方面，儘管父親剛從鬼門關前走過一遭，在此之前他仍稱得上是過得健康快樂，難道現在就該放手讓他離開？


一整天下來，Fins「在主動脈的血行動力學中尋求蔽護」以逃避困難的選擇；換句話說，他躲進以往拿來讓學生練習的情境：用專業客觀但不帶感情的術語搪塞，迴避他所必須做出的價值判斷與選擇。
「即便曾評判上千個醫學倫理案例，我仍極有可能在烏鳥私情中進退兩難，甚至成為俘虜。」Fins寫道，「或許我們對身處悲劇的家屬們，能給予多一點包容。這從來就不像哲學家們所說的那般容易。」全文見此 。


Fin道出他對父親的眷戀與不捨，使他意欲違反DNR，而這情節也許正是該系列文章中，唯一直指醫學倫理核心議題者。同樣圍繞著這個議題的，還包括評論家兼醫療社會學者Arthur W. Frank口中的「正當性」(rightness)。「認知科學領域的近期研究指出—有些人甚至會認為是『證實』—面對道德上的抉擇時，人們往往快速且前意識地 (pre-consciously) 做出決定，並在事後歸因，以合理化那些決定來說服自己。」Frank寫道。


Frank並且表示，醫生們左右為難的故事，更強化了這個理論。關於家人的醫療照護問題，醫生們時常無視美國醫學會的指引抑或醫學倫理相關的規章，直觀地決定出他們自認合情合理的投入程度，「然後他們再描繪出一個情境為自己的決定辯護。」


這些問題在情勢危急時既感傷且凸顯人性。幾位醫師作者在掙扎於是否該介入家人的醫療處置時，表現出一如美國醫學會參考指引所預示的那些情緒：無法保持客觀、無法承受家人遭遇痛苦的慘狀、又或者難以將醫療決策與家庭事務劃清界線。當中的每位醫師其實都具備專業知識、個人主見以及人脈，得以陪伴親人面對難關；而捨棄手上既有的資源對他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也因此，與其說這些故事談的是醫師最終是否決定介入（或者從旁協助）家人的醫療過程，不如說這更像是對於身為「家族中的醫生」此一既備受祝福又備感矛盾的角色的反思。


註1: 海斯汀中心 (The Hastings Center) 由人稱「生命倫理學之父」的Daniel Callahan與精神科醫師Willard Gaylin創立於1969年，總部位於紐約州，可謂世界上第一所專注於生命倫理課題的研究機構。海斯汀中心廣納各界人才，旨在增進跨學界的交流、消弭歧異，以期透過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個體的覺醒，改善各時代可能面臨的生命倫理學之難題。其研究目前可分為五大領域：兒童與家庭、老化及慢性疾病與臨終、健康與健康照護、科學與自我、人類與自然。

延伸閱讀：Role conflicts of physician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rules but no rul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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