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政策]從「病歷中文化」議題角力淺談醫療公共化的想像(張復舜)



「病歷中文化」的議題在台北榮總高克培醫師倡議之下已經討論多年,民間團體法律扶助基金會和醫療改革基金會也是支持病歷中文化的推手。日前因為尤美女立委提出修法提案,使「病歷中文化」再度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醫界更因此掀起反對的波瀾。

支持「病歷中文化」的一方,尤其是推動修法的團體,認為病歷的語言等同於政府公文和法律文書一般,可以規定用官方語言書寫;反對「病歷中文化」的一方則大多反對病歷成為公共討論的標的,尤其認為病歷幾乎不具有公共性,而只是醫師和其他醫療專業者之間的溝通工具。因為這樣不同的判斷,也導致這場「病歷中文化」的政治運作更加複雜──支持「病歷中文化」的一方,通常主張病人團體、國家體制,有權力干預專業團體,甚至被其認為屬於團體內部的事務,例如「病歷」,也有權力挑戰。因此,這場論戰表面上是病歷中文化的爭辯,但更本質的狀況是,病人團體和醫界對於病歷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於是彼此爭奪病歷書寫的詮釋權。

對於誰的想像才是「正確」的,並不是本文想要討論的重點。本文想要探討的是,究竟為何有想像上如此巨大的落差?

根據筆者在醫院見實習的經驗,病人對於自身狀況的了解主要都來自於醫師的說明。例如在門診,每位病人只有幾分鐘的時間和醫師面對面接受診療,而有的醫師看著螢幕打字的時間佔了大多數。即使病人斜眼看到病歷,也泰半是看不懂的英文,接著只能聽取醫師一分鐘左右的衛教來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在病房中,也大多是由醫師打開病歷,對病患或家屬解釋病情,幾乎沒有見過有人可以依據病歷記載做出提問。但是,病患不想提問嗎?一位朋友的母親前往美國接受治療,之後他把英文病歷影印回來請我協助解釋,可以體會到他如何渴望得知親人的身體狀況。

從病人端來看,病歷雖然是醫師之間交流的紀錄,但是它在病人面前「現身」的時刻,都確實令人感到好奇,而在發生醫病糾紛的時候,也確實是重要的參考。而且,由於民眾缺乏解釋病歷、病情的窗口,即使台灣的醫療資源逐步普及,卻仍然難以滿足民眾對於自身身體的理解期待。

然而,即使病人團體認為,應該要加強病歷的可讀性,情況也不見得會演變到需要以提案修法的方式,要求國家以及法律力量介入醫療專業團體,改變其固有習慣。私以為,採取這種作為可能是因為,台灣的醫療政策缺乏雙向溝通的管道,導致勢單力薄的民間團體,只能採取更高位的方式,從事「由上而下」的改革。 過去台灣政權黨國專擅,由上而下的改革即令人詬病。即使是政治變遷後,民間團體作為新興醫療社會力而有更高的改革正當性,但在專業團體壟斷知識與話語權的狀況下,病患團體往往需要長期耕耘才能促進少許民眾討論,以謀求台灣醫政的些許改變(尤其醫界也產生出許多團體可以與之抗衡)。於是,訴求由上而下的改變還是相對快速的行動。

但是,繞過公眾討論的行動本身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透過國家的「獨斷性權力」(despotic power)制定法令規章,醫界依然可能根據其資源來對付之。在林國明教授的論文《國家與醫療專業權力:台灣醫療保險體系費用支付制度的社會學分析》中,提到「國家雖然在與醫療保險相關的決策領域具有獨斷性的權力,可是它並不具有制度能力去介入醫療工作的日常運作。」即使破天荒地,病歷因為外部力量而徹底中文化,醫界若維持其既有的慣習,中文化所期待的功能也不見得能充分落實。更何況,從往例以及這次的爭議來看,醫界團體紛紛透過記者會、投書和臉書社團棒打民間團體,病歷中文化的改革無異緣木求魚。

若我們期待充分對話的社會,在意「醫療公共化」,就不會希望辯論只落在這兩大團體之間,而會希望民眾可以具備討論的知能和管道。可供參考的例子像是智利,以及某些拉丁美洲國家,他們在各個行政區域設有醫療健康相關的政策委員會,這些委員會中有社區民眾參與,而且各地的地區醫院也都有諸多的病人代表乃至於醫師代表可參與決策,形成密如蛛網的政策參與網絡。在這樣的網絡下,專業團體不再罩著神秘面紗,民眾和醫界對於「病歷」的想像恐怕就不會差距如此巨大,「病歷中文化」的爭辯也不會只能從國家和法律層面介入,而有更多機會「由下而上」進行改變。

有品質的「由下而上」的改變,也更有可能讓不同階層的台灣人得以充分發聲。例如,為數不少的新移民,他們可能只能閱讀其母語;或是操持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的民眾中,有部份不識漢字──對於這些人來說,可能不見得關心病歷是否中文化,而會更希望有方便的、足夠的解釋窗口,能提供多樣化的翻譯服務;或是期待完善的家庭醫師制度,可以培育社區民眾使其具備紮實的健康識讀能力等等。

高克培醫師以及諸多民間團體的病歷中文化行動,在政治意義上無非是在對抗巨大的結構困境:在專業團體長期豎立的高牆面前,民眾參與的資源如此匱乏,以至於只能由上而下地改變,然後遭遇全面性的打擊。在醫療公共化的想像闕如、醫療社會力薄弱的情況下,這場論戰的贏家十分明顯:醫界將會持續握有自由書寫病歷的權力。


然而,在過程中陸續激發出支持漸進式中文化的呼聲,且想像各不相同──有人支持病人主訴和描述性細節的中文化,有人則期待可以長期設置專責翻譯機構以提昇全面中文化的可行性。假使我們在事件過後,不延伸「病歷中文化」的論辯、不使病人了解病歷中文化之於自身的意義、不在醫學教育中討論「病歷中文化」的歷程、不亟思醫療公共化的可能,那這次的辯論終將失去其寶貴的意義。

張復舜
公醫時代成員,長庚醫學系畢
                                                         
原文及圖片引自《時事想想》,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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